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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代会发言人:幕后往事

发布时间: 2013-07-04 15:15:25 来源:中国人大杂志记者 夏莉娜 作者:

    1983 年,为了使众多的传媒和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了解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之前,首次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并邀请和欢迎港、澳、台和外国新闻机构派记者采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受到了境外新闻机构的普遍好评,认为这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方针的有力举措。
    1983 年6 月4 日上午,全国人代会首任发言人曾涛向中外记者发布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新闻。从那时起建立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全国人代会发言人也成为了全国人代会的重要角色之一。
    至十一届全国人大任期结束,先后担任过全国人代会发言人的有六人,他们是:曾涛(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至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姚广(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至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周觉(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至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曾建徽(九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至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姜恩柱(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至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李肇星(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至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这六位发言人共同之处是都在全国人大外事委担任领导职务。其中曾涛、姚广、周觉是全国人大外事委的副主任委员,他们也都曾担任过我国驻外大使。曾涛和周觉还主管过新闻宣传工作,他们分别担任过新华社社长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曾建徽、姜恩柱、李肇星都是全国人大外事委主任委员。曾建徽曾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新华社副社长。姜恩柱曾任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李肇星曾任外交部部长。
    俗话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要想做好发言人的工作,即使是有多年外交工作或外宣工作经验的同志,也并非易事。因此很多人都想知道这几位大会发言人经历的故事。六位发言人中曾涛和姚广已经过世,记者不久前分别采访了另外四位发言人:周觉、曾建徽、姜恩柱和李肇星,下面是他们的讲述。
   
    周觉:八届人大新闻发布的九个片段

    今年86 岁高龄、有着几十年外交工作经验的周觉,回忆起在八届全国人大担任新闻发言人的经历,记忆仍然清晰。
    周觉回忆道,前新华社社长曾涛曾担任过全国人代会的新闻发言人,七届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是姚广同志,第三任是我。我们三个人都曾经当过大使,而且都是驻法国大使。我当新闻发言人时,曾有人问:为什么三个驻法国的大使后来都做了人大的发言人?我回答说:这恐怕仅仅是一个巧合。
    周觉讲述说,我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始时就作为发言人的。大会开幕前一天,举行预备会议,主席团通过表决方式,决定大会副秘书长和新闻发言人。那次大会,田纪云同志为秘书长,王汉斌、曹志、罗干和我为大会的副秘书长,我兼大会发言人。大会期间,秘书长和副秘书长都要值班,负责处理紧急和日常  一般性事务,事无巨细,工作是很繁忙紧张的。
    周觉说,对发言人,当时要求基本上做到“三满意”:一是要让国内外记者满意,使他们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得有关的新闻和讯息,该讲的话应该讲,口不能太紧;处理一些刁难的问题要表现出成熟、智慧和恰到好处。二是国内的广大听众要满意。包括政策性问题不出纰漏和差错,发言人形象风度,应答反应适度等。三是领导同志、政府部门和各界人士要满意。
    开好新闻发布会,做到国内外记者和各方面都满意,发言人需要掌握各方面大量的情况与准确的数据,信息量要大。使记者想了解、想要的情况和问题都能得到满足和解答。那时我刚从法国回来,对国内的情况还不太熟悉。所以大会前,必须首先集中一段时间,约请有关单位的同志到人大来,或走访一些同志,听取汇报,向他们请教。一般情况下往往要打扰十几个部门的同志。像计委、经委、外经、外贸、国防公安、文教卫生、民委宗教、财政税务等,都是我们密切联系的“关系户”,是我们一切情况和数字的来源。那时候我脑子还比较好,加上有一个“笨鸟先飞”的习惯,凡事都要求事先做好准备,不仓促上阵。所以每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效果都比较好,记者普遍评称:“严谨而显胆略,稳重略见潇洒。”
    我们搞新闻发布会,应该有我们自己要宣传的东西,要达到什么效果和目的,胸中一定要有数。有的问题即使记者没问,我们也要把真实情况、立场观点主动发布出去,告诉大家。比如说扶贫的问题,在国际上,联合国都一再表扬过我们,称赞这是当今世界上的一个奇迹。现在我们还有不少贫困人口、贫困县,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主动地谈,做宣传,没有什么可顾虑的。我们土地、水的资源、自然资源都是比较缺的,但是,我们能够以占有全世界7% 的耕地养活占全世界22% 的人口,这在世界上都是很了不起的,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做到的。
    还有一个是人权问题。过去很多人最怕人家问人权的问题,好像是我们见不得人的一个短处。西方媒体往往对这类问题又很感兴趣,说什么我国有酷刑,有政治犯,没有自由等。我作为发言人,就理直气壮地敞开来讲这个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实际情况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讲假话。在1993 年、1994 年两年,境外记者经常问到外逃人员的一些情况。一次一个西方记者说他看到报道,魏京生在服刑期间遭到酷刑拷打,两颗门牙都被打掉了,说得有声有色,并问有没有这回事。当时我回答说,我不了解你所说的情况,如知道了可以告诉你。后来我从香港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情况和他讲的完全相反,说魏在监狱平时吃了就睡,睡了就吃,身体好好的,有时还乘衅闹事。报上登了他的一张照片,满口牙都在,一颗也不缺。这位西方记者看了报道,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在铁的事实面前,他能说什么呢。我对他说,朋友,希望你以后看中国要客观、公正一些,不能把中国想象得“妖魔化”了。
    我们那一届的新闻发布会,还有人们称许的两个亮点。一个是:1993 年我主持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总理记者招待会。那一年是换届大会,李鹏被决定为政府总理。按以往惯例是总理一个人出面会见记者。但是那次记者招待会除李鹏总理外,我们第一次邀请新任的四位副总理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和李岚清一起和记者见面,回答问题。这样不仅增加招待会的融洽和谐氛围,而且使会场更加生动、活跃和亲切。记者招待会开得很成功,我作为发言人,也受到了表扬。另外,从那届开始,记者招待会比以前增加了几个记者的提问,相应延长了记者招待会的时间,这也使记者普遍感到满意。
    第二个亮点是西藏代表团第一次对境外记者实行开放。以往大会各代表团组讨论时,一般是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代表团对外开放。西藏、宁夏、青海、新疆等代表团都不开放。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把西藏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对外国记者开放,而且是“全开放”,是全团所有的代表,无论男女、职务高低,记者都可以接触,让他们自由、敞开地谈,不受约束。这次开放的尝试,不但记者们感到满意,有收获,全国上下反响都很好,尤其是西藏代表团,人人兴高采烈,宣传了自己,又认为是对他们最高的信任和鼓舞。
   
    曾建徽:为记者服务和与之交锋
   
前不久,曾建徽在万寿路甲15 号的家里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令记者惊讶的是已经84 岁高龄的曾建徽不仅面色红润,神清气爽,而且仍然耳聪目明、思维敏捷,作为新闻界和外宣工作的老领导和老前辈,他的谈话更是风趣幽默又不失严谨。
    曾建徽是九届全国人大的新闻发言人,谈起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曾老说:“大会发言人是做具体工作的,主要负责下面几件事:第一是新闻发言人在大会开幕前一天举行预备会议,主席团开会通过副秘书长人选,新闻发言人人选后,马上举行新闻发布会。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第二天要开会了,具体议程是什么?会有几位部长在记者会上和记者见面?主要介绍大会议程,除此之外还要回答记者的提问。每次大会前,发言人办公室准备一些回答提问的口径,一般是做了很多准备,记者只问其中一两个。在这个会上记者大多是问一些人大代表的选举,人大常委会的组成,还有一些程序性的问题。我们也主要是程序性的介绍。为使记者们更好的采访大会,发言人见记者做的是以服务为主的工作。大会发言人另一件重要工作是主持总理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每次大会闭幕的当天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作为新闻发言人负责主持这个记者招待会。大会发言人还负责筹划安排组织大会期间中央各个部委要举行的几场记者招待会。
    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在每年大会中是最受关注的重头戏。因为我们国家的总理和记者面对面的交流每年只有这一次,记者们都抢着提问,原本1 小时的记者招待会总是要延长时间。在九届全国人大期间,我为朱镕基总理主持了五次记者招待会。他回答记者的提问的风格,曾经给国人留下深刻印象,很受记者喜爱。记得有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看时间已经超出了10 分钟,就提醒他时间差不多了,该准备结束了。这时朱总理风趣地对记者们说:“他不让我说了。” 而后又宣布:“那就最后再回答两个问题,请外国记者提吧。”这一情节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在九届全国人大五年中,我作为新闻发言人先后参加了很多新闻发布会。我们注重不仅要被动地回答记者的提问,还主动全面宣传自己。首先,对我们的重大决策、重大内政、外交政策以及突发事件,我们要及时组织对外宣传报道,要遵循先入为主的方针,避免给西方宣传机构可乘之机。再一个是主动同国外反华势力的歪曲宣传作斗争。对他们的造谣污蔑如果置之不理,就会被人误以为我们默认了,因此应择其要者用确凿的事实及时加以批驳,以正视听。西方的某些传媒对我们造谣攻击和进行思想渗透,特别是在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我们必须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舆论斗争,揭露他们的险恶用心,消除他们的影响。在与这些反华势力的交锋中我们毫不客气。
曾建徽说,我感觉与我们全国人大代表团到美国访问相比,美国议员提的问题比中外记者们的问题可尖锐多了。就是在美国开的记者招待会,记者提的问题也不如美国议员提的问题尖锐。
    关于曾建徽与美国议员交锋的精彩讲述我们在另一篇文章中刊出。
   
    姜恩柱:发言人背后有强大的班子

    十届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姜恩柱虽然已经年过古稀,但却鹤发童颜,精气神十足,记忆力之强非一般人能比。记者请他讲讲发生在人代会中的故事,他侃侃而谈,不用看稿,事件、时间、地点、数字全在脑子里。
    姜恩柱讲道,每年全国人代会闭幕当天都要举行总理同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人大会议期间最重要的一场记者招待会。这场记者招待会由大会新闻发言人主持。十届全国人大期间,总理记者招待会总的进行顺利,但有时也有点意外情况发生。2006 年3 月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提问过程中,第7 位记者提问总理刚回答完毕,这时应该是点下一个记者的时候,突然在我右前方有一个人站起来提出抗议,而且非常激动,声音非常大,抗议为什么未点到他们这几排的记者。总理就问我这个人是谁? 我说我也不认识,我看他模样是东方人,我猜可能是韩国人。我本来打算按程序进行下去。总理却说,就让他提个问题吧。总理对这个记者说,你非常勇敢,提出意见,现在给你机会,你提问吧。提问需要报所属单位和姓名,原来他是来自台湾的记者。他提的问题是关于环保方面的。总理回答,“十五”计划我们大多数指标都基本完成了,但环境指标没有完成。总理还讲了下一步怎么做。回答以后效果不错。
    还有一次记者招待会进行当中突然后面几排记者都站起来了。我一看大厅后面远处似乎有人大声叫,可能是有人捣乱。我当时决定不理他,继续请总理回答问题,过了一阵子声音平息下去,我们继续按照程序走。记者招待会后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一个地方的记者打手机,他不知道金色大厅里面音响效果非常好,有一点声音就会放到非常大,警卫上去把他制止了,避免了给整个会场造成进一步干扰。管新闻的同志对这位记者进行了批评。
    2003 年和2008 年是换届年,换届后新任总理和四位副总理都参加记者招待会。但明确是总理回答问题,副总理陪同见面。到2008 年仍是温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四位副总理李克强、回良玉、张德江、王岐山都一起陪同。起先很顺利,后来有一位德国记者提奥运会的事情。提了一半他话锋突然一转,转向李克强副总理说,我们知道李克强副总理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将来可能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待你,请你谈谈你自己的政治理念。碰到这个情况我感到有些敏感。但又一想,这场记者招待会是由温总理回答记者的提问,事先并未请副总理准备回答提问。我如果请李克强副总理回答,显然不妥。而且,我事先已了解到李克强副总理表示他不回答问题。所以我就说,前面已经说了今天是温家宝总理回答记者的提问,李克强副总理和其他各位副总理以后还会有机会和大家见面,下面继续请温总理回答问题。
    姜恩柱还介绍说,新闻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是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一天。一般是介绍大会的议程,除了介绍大会议程之外还要回答记者的提问。议程除了惯常的每年都有的审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预算报告、常委会工作报告、高法和高检工作报告,每年还有一些重点议题,2003年、2008年换届的会议涉及到选举国家领导人,还有国务院机构改革。2004年修宪,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2006年审议批准“十一五”规划纲要,2007年通过物权法和企业所得税法。这些重点议题记者都是很关心的。
    每次新闻发布会在回答问题之前,我都要限定一个回答问题的范围,我讲:下面我愿意就大会议程和人大有关工作回答大家的提问。这就是我回答问题的范围。但是记者不管这些,尤其是外国记者和境外的港澳台记者,他什么问题都问。我记得2005 年3 月一个巴西的记者突然提问:全国人大这次是不是批准增加2005 年的国防经费,具体会增加多少? 我回答说:根据国务院向这次大会提交的预算案,建议将2005 年国防预算定为2477 亿人民币,约合300 亿美元。我具体说明国防预算增加主要用于哪几个方面后,指出中国国防费用与其他大国相比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中国国防费用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都是比较低的。
    从那次之后每次新闻发布会都有外国记者问国防预算的事情。后来我除了讲预算数字之外,针对当时西方媒体对我国增加国防费用的指责,我有意强调三点,第一我们这些年国防预算有所增加,但是这种增加是补偿性的,因为我们从上个世纪的1979 年到1989 年这十年当中我们国防预算平均每年下降5.8%,现在增加一点是对过去的补偿。第二我列举具体数字说明,我们国防预算无论从绝对数还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相比,都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第三我们的国防是防御性的,完全是为了自卫,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我们每次新闻发布会之前都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但是怎么设想周全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有好几次记者提的问题都事先没考虑到。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法国记者问,中国最近一个时期进行改革问题的讨论,是不是中国领导人现在考虑要改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对这个问题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想了一下回答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大幅度的提高。这些巨大成就充分说明,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我们将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事后回来想想这样回答还可以。后来,我还遇到过事先没有准备而被问到的情况,我临时即席作了回答。我自己对回答并不满意,但倒也没有出现什么差错。我感到平时学习和了解中央精神,尽可能多掌握信息,这非常重要。
    新闻发布会虽然时间很短,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回答十几个问题,但是准备工作不知道远远超过多少倍。我们新闻发言人还有一项工作,就是要为人大代表准备一本对外表态的参考口径,具体工作由新闻发言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主管新闻的副秘书长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主管新闻的副秘书长起先是姜云宝同志,从2004 年起一直是李连宁同志。我们合作的很好,他们给予我很多支持和帮助。编写这本口径既是为人大代表提供参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熟悉情况的过程,是为举行新闻发布会而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准备。新闻发言人办公室有一个临时搭的班子,有外事委、法工委、新闻局、外宣办等单位派人参加,总共有十几个人。这项工作每年一般都是从年底开始筹备,一直到2 月底大概要准备两个月。元旦一过马上召开若干次由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另外还要召集我们人大系统的有关部门在一起开会。此外还听取中央各个媒体的意见。我们主要讨论研究当时我们国内以及国际上媒体关心什么问题,有哪些重点问题和刁难问题。准备问题的面非常广,一般有十几个大类,几百个问题,少的准备两百多个问题,多的准备三百多个问题。我们发动大家提刁难的问题、刁钻的问题,并研究怎么回答。中央各个部委以及人大系统办公厅各个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都参与一起准备。各有关单位向我们提供的口径,都要由其主要负责人把关签字。我们办公室的同志对这些口径进行整理、修改和压缩。如有重要实质性修改,还需再商有关单位同意。参考口径整理完毕后,我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再从头到尾全部审阅一遍。然后上呈王兆国、盛华仁副委员长审批。他们给予很多关心和具体指导。
    在准备口径过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经常出现有的单位提供口径有困难。比如说“双规”,什么叫“双规”?“双规”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西方媒体关心这个事。我们开始时没有口径。我们跟中纪委联系,联系了几次他们都说提供口径有困难。我们对此表示理解。但是万一记者提问怎么办? 后来我本人打电话找中纪委的一位负责人。请他帮忙,他答应研究。中纪委很配合,不久给了我们一个口径。但是后来又没有用上,记者没有提这个问题。但备而不用,总比没有准备好。
    准备新闻发布会本来时间就紧,有时还出现意外。2003 年10 月底,我在家里不小心,爬高摔了一跤,腰椎压缩性骨折,在医院病床上整整躺两个月不能动。等我从床上起来练习几天走路能上班时已是年底。2008 年年初,我召集中央各个部委有关同志开座谈会。刚开了几次座谈会,有几个与会同志患重感冒传染给我,我发高烧住进医院。烧退上班后又出现反复,再次进医院。因为时间很紧,中间还有春节。当时我心里很着急。幸好全国人大外事委南振中副主任委员帮助我审阅参考口径,减轻了我的负担。我出院后加紧有关准备工作,顺利举行了3 月初的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有一定压力,因为新闻发布会实际上是对新闻发言人的业务能力、政策水平以及应对能力的综合素质的考验。我在外交部工作期间以及在香港工作期间,也经常见记者,回答记者的问题。但那个时候回答记者问题主要涉及外交和香港有关事务。到人大担任新闻发言人,情况就不一样。外交和香港事务在人大新闻发布会上基本上属于边缘性的问题。新闻发布会重点应该是回答和大会议程以及和人大工作有关的问题。而人大工作所涉及的面特别广。这样你要准备的问题就远远超出自己平时工作和熟悉的范围。这就要求新闻发言人,第一要勤奋,平时要注意学习,在每一次大会之前要集中一段时间全力以赴进行准备。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依靠一个强大的工作班子在背后支持,大家齐心协力。所有参与口径准备工作的人数加起来究竟有多少,我们没有统计过,也无法统计,这个数目估计是相当大的。新闻发布会能顺利进行实际上是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和人大系统各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委有关同志通力合作的结果。
   
    李肇星:最重要的工作依据就是宪法

    曾被称为铁嘴外交官的李肇星连续四年担任全国人代会发言人。
    大家都记得,2009 年,当李肇星第一次作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大会发言人的身份坐上主席台时,细心的记者就发现,他在1 个小时的发布会上,3 次举起手里的宪法。除了作为回答问题的依据,在翻译员翻译的间隙,他也不忘见缝插针地随手翻上两页。 那一年,他“像个小学生一样”,把被称作中国“根本大法”的宪法读了十几遍,以至于有人注意到,那本红色小册子的封面已经被磨得发白了。这位谦逊的发言人曾坦言,人大工作和我以前所在的政府部门,比如外交部不太一样。作为全国人大外事委主任委员,我是边干边学。人的职务总会有变化,但不变的是:我是祖国的儿子、人民的服务员、朋友的朋友、知识面前的小学生。
    而后,在李肇星主持的每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总是随身带着这部中国的“根本大法”。李肇星坦言,在人大工作的这几年里,他学得最多、读得最多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使他谈到宪法里的条文如数家珍,在回答记者很多问题时,都会从中“引经据典”。“人大最重要的工作依据就是宪法。”李肇星说,“我如果遇到什么问题,自己没想到的,终究可以从宪法里得到答案。”李肇星在一次次的新闻发布会上,以丰富的表情,毫不做作的动作,睿智、诙谐的回应,尽展其幽默风趣的个人风采,更以一位手不离宪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言人形象定格为中国人大制度中一幅生动画面。